上世纪80年代，读苏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上高山、进海岛、下农村、入农户，深入基层调研。

我多年来的记忆中，轼游只有一次慈善相关讨论影响较大，轼游那就是2016年慈善法草案在全国两会上引发的炸锅式讨论，问题聚焦于管理费比例，彼时的小组讨论会议现场，是在委员们对管理费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且现场缺乏行业人士回应，这也映射出慈善行业较为边缘的尴尬。再加上，神州提案的源发机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已开始在浙沪等地探索遗产捐赠。

我注意到，宣传和往年一样，有社会组织参与了相关建言。再如，推广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建议，已于去年实现。尽管如此，活动社会组织参与两会慈善类建言依然有鲜明的价值。

读苏两者是公益慈善与政协委员联动的典型案例。因而，轼游此时提出，颇有前瞻性。

吕红兵委员的完善遗产捐赠制度建议，神州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有所关涉，神州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至今，慈善事业即将凸显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未来很近时期，或将会有相关政策和制度的突破。

机构与项目是否深度切入所涉社会议题，宣传是否具备准确的数据和分析，是否能提出切实的建议，这都是制约因素。社会组织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推广除了项目与服务所产生的价值，推进公共政策进步本就是其达成使命价值、实现愿景的重要路径。

我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杜明燕的《关于建立失独家庭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议》，活动报道发出后，有一家基金会主动与杜委员建立联系，邀请她参加后续相关调研。提升与委员代表互动的能力，读苏进行长期联络和反馈。

其次，轼游与代表、轼游委员联动不够，有的仅靠私人关系，这与社会组织自身的资源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并没有有意识地行动，主动与代表、委员建立联系，通过长期联动实现目标。提升调研、神州分析、建议的能力。